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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出版社隆重推出《百年小平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9-08-13 点击数:

  和央视8月13日始播的大型系列片《百年小平》同步,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与中央电视家采访的百位亲历者来讲述百年小平为内容的同名图书近期由新世界出版社隆重推出。该书采用很多首次出现的珍贵图片,文字内容则通过多视角的人物访谈来揭示小平的人格魅力。

  该书同电视节目同步,共分为6章,“人民之子”说他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伟人襟怀”说他与、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友情;“热爱生活”反映了他品格高尚、兴趣广泛;“未了的梦”讲述他希望祖国统一、人民富裕的两大心愿;“亲情依旧”反映他情感丰富、忠于爱情;“开创伟业”反映他在改革开放每一个重大关头的战斗家的勇气和期盼。本书通过这些内容告诉你一些小平所经历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同志感染我们的,有他的大气和胸襟,有在任何艰难复杂的情况下都能够镇定自若、鼓舞人心的本色以及家庭生活中的自然平和。

  在同志百年诞辰之际,通过该书你可以领略一代伟人的智慧胆识,品味领袖生活的朴实无华。的亲友及许多与小平同志有过接触和交往的老战友、老部下,以饱满的热情,向人们讲述了一个个鲜活的故事。《百年小平》将让我们永远记住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让中国人走向富裕和幸福的人。

  刘西尧,时任教育部长;李琦,时任教育部副部长;查全性,时任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吴文俊,时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参加1977年8月召开的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

  刘西尧:小平同志复出以后,自告奋勇抓科教。第一次见面,我说我们很高兴您来抓教育。他说我可不客气。我说那好啊。当时教育部的工作百废待兴,人民来信也特别多,我就经常去向小平同志请示工作。到他那里去很随便,只要一打电话我要去那儿就去了。

  李琦: 1977年8月的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是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以后的第一个会议。当时我是教育部副部长,他通知我们请一些同志来开会,并提出几个条件。条件我记得非常清楚,第一,参加会议的人要有真才实学;第二,要有见识敢讲话,能说出东西来;第三,不能跟“”有关系。当时找有真才实学的人不容易,找跟“”没什么牵连的人也不容易。但是后来会议就开成了。那时候参加会的好多同志都是“”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都还戴着这样的帽子,都是知识分子。

  查全性:参加这个会是在8月4日到8日这几天。这次会前谁点名要我去我也不知道,哪些人去开会我也不知道。我们知道是小平同志要召开这个会,方毅同志也跟我们讲,这次主要请大家对教育和科学的情况提提意见。小平同志每天早上如时到会,一直到最后发言完了他才离开。只有一次他说有什么事非得走不可,给我们放了半天假。他不能来,大家就放假,凡是我们提出意见的时候他都在那里听。

  会上真是太热闹了,大家畅所欲言,把真正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会场上有很多话筒,大家都抢话筒去说。

  在最后那一天,小平同志做了比较系统的发言,前面几天,他基本上在听。偶尔他没有听清楚,他女儿就坐在边上帮他翻译,在他耳朵边上说几句。除了这以外他很少说话,主要是我们讲。

  我参加这次会议以前没有敢想这个会能解决什么问题,但是参加会议中我说这个会可能要解决大问题。为什么呢?小平同志让大家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了,他要知道当时的情况,他要作出决定。这个会对后面发展的作用简直是不能想象的。

  查全性:我的发言着重谈了建议恢复高考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在学校里,我知道虽然名义上高校从1977年以后恢复上课,也恢复招生了,但是那个时候的招生是根据所谓的“十六字方针”。这“十六字方针”我讲不太清楚了,大致是这个意思,叫做“自愿报名、群众推荐、组织审查、领导批准”,实际上就是一个领导批准,前面三句话都没有很认真地去进行。

  那时候学校里对于招什么样的人到学校来上课是完全没有自主权的,这样对教学工作造成非常大的困难,学生中有程度好一点儿的,也有程度差一点儿的。因为还有一个口号叫做“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所以你一切教学都得照顾班上最差的同学。这样一来教学水平根本没有办法保证。

  在会上,我把这个情况向小平同志汇报了一下,建议恢复高考。我讲了以后,小平同志就说,高等学校恢复高考,今年恐怕来不及了。我说今年还来得及。招生会议虽然开过了,但还没有正式招,所以至少下决定还来得及。我们也说了假如晚一年纠正过来,就是关系几十万人的问题。我记得刘西尧同志就坐在小平同志边上,可能隔一个位子。小平同志就问西尧来不来得及。

  刘西尧:我说假如推迟开学,还来得及。他问我,报告送出去没有?我说刚送出去。刚送出去还来得及追回来,小平同志说赶紧追回来,就下决定今年开始改。他这么一说,大家就热烈地鼓掌。这好像是全场第一次鼓掌。

  查全性:我记得当时新华社有个女记者,好像姓王,她说今天会议上放了一个大炸弹。据我所知这个消息在北京市传播得非常快,差不多两三天,整个北京全都知道了。

  后来在学校里面,学生表现出的学习主动性是空前的,不是老师逼着学,也不是爸爸妈妈压着学,就是他们自己要学。所有的青年人也一下子有了学习劲头,整个社会风气都变了。这一批人当中,很多人现在到各个岗位上都取得了很重要的成绩,当然也很有多人在国外。

  在这次会议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从解放后到“”前这十七年到底对科学界、教育界怎么评价,是红线还是黑线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压在知识分子和压在科学教育界的一个大帽子。这个问题一直争论很多,在这次会议上,小平同志做了非常明确的答复。

  我现在回过头来一想,小平同志对每一个具体问题,也不完全知道,所以组织这次座谈会,但是他下定决心要解决一些重大问题。像高考这个问题,是当时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迟早会提到日程上来,但我们那次开会可能把高考提前了一年。

  1978年5月中央派我去西欧五国考察,是小平同志提出的。他很重视这件事情,他说很需要出去看看,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了解一下我们的差距,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他说资本主义的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过来。他找我谈过话,支持我出去看一看,指示我要详细地调查研究,好的坏的都要了解,接受他们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更快一点儿,不走弯路。那个时候我满脑袋都在想,怎么样才能让国家的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儿?当时要钱没钱,要先进的技术没有技术,要有经验的干部没有干部,我就想这个局面不改变的话我们快不起来,只能慢慢地爬。以后就想到非得大胆利用外国的资金,大胆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设备,包括他们的管理经验和有用的人才。我们有国家的主权在手,用外国人没有主权的问题,所以可以大胆地搞开放,胆子可以再大一点儿,可以在靠近港澳的南方找几块地方,就是所谓的特区来做实验,对外商采取一些更优惠的政策,让他们人进来,钱进来,设备进来,管理经验进来。当时我在福州见过一个华侨,他是一个积极分子,回来得很早。他有一幅对联,那个对联说一面要爱国,一面要发财。有人反对,我说就是要一面爱国一面发财。

  我觉得小平同志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许多对外开放的重大政策的决定都是他提出的或者是别人的建议他提出的。包括特区这个名字也是最后由他确定的。那时候我们去请示他,说特区现在有的叫来料加工区,有的叫对外经济合作区,不统一,有些乱,中央应该给个确定的名字。小平同志考虑了一下,说就叫经济特区嘛。

  特区的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也都是他提出的,或者是我们下面的建议报请他批准同意的。所以说称他为经济特区的总设计师也是符合实际的。1981年,东南几个省走私很厉害,事先我们没有估计到这个情况,准备得不够,对干部的教育也不够,居然有县级的干部说,这不是个好事吗?他们送来我们买不到的东西,而且价钱很便宜。他不懂,不知道走私、偷税、漏税带来的不良影响,不懂这种行为会严重破坏经济秩序。走私确实要大力度打击,但是,许多人片面地把这笔账算到对外开放的头上,认为打击走私就不能搞对外开放,搞得很紧张。我把这种情况向小平同志做了汇告,得到了他的支持。他说改革开放中间出现的问题,只能在改革开放前进中来解决,不能停下来,不能走回头路。所以,1984年小平同志专门又到沿海地区跑了一趟,去的时候他没讲为什么,我的体会是,走私这件事虽然压下来了,但是对外开放究竟怎么样他不放心,所以要看看。他去看了,而且一路给大家鼓励,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80年2月21日、23日,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两次采访了邓上平。当时意大利的总统要访华,所以说法拉奇到中国来采访是走了后门的,因为当时我们领导人接受记者采访都是比较慎重的。

  法拉奇有个特点,她问问题很刁钻,为什么写GridView1Rows[eRowIndex]时e。但是你如果回答得好的话她会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如果你回答得不好,或者你跟她是捉迷藏或者是敷衍她的话她会对你印象很不好,把你写得很坏。她对的印象好极了,第一次采访之后,说我们时间不够了,今天要吃饭了,肚子要闹革命了,下次再见你一下,她高兴得不得了。她回来以后说好极了,她用英文说了好几遍我特别喜欢他,她喜欢他什么呢?1980年8月31日《华盛顿邮报》上全文登载了法拉奇采访的记录,前言里面她就写了一段,她说我对问了许多尖刻和不礼貌的问题,甚至是有点儿侮辱性的问题,但是始终是微笑的,回答得非常坦率,这就是法拉奇为什么那么喜欢的原因之一。她还跟我说跟我的父亲一样,我怎么说都能原谅我。两次采访近四个小时,两人短兵相接,她问的问题都很尖刻,同志没有提高他的语调,总是非常平静,而且有时候还要笑一笑。比如说讲到对的评价,讲到赫鲁晓夫,法拉奇就说我们都说你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说在西方人家怎么称呼我都可以,但是对赫鲁晓夫这个人我是了解的,我跟他打了十年的交道,说我是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法拉奇最尖刻的问题就是,她说我听说中国人说“”的时候手指是张开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是五个人,包括,就是说是的妻子,“”的错误应该是负有很大的责任。小平同志一下就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就说,我刚才说过,对中国的革命和中国人民是有很大贡献的,50年代后期之前思想有很多都是正确的,但是50年代后期由于他听的奉承的话多了,另外家长式的作风不是那么民主,所以慢慢地就开始犯错误。但是第一,贡献大,我们会永远纪念他;第二,他是有错误的,但是这个错误和“”犯的罪,两个性质是不同的;第三,过去党内有些错误,是要负主要责任,但是我们这些老一代革命家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另外关于思想,小平同志说,思想主要是的贡献,但是其他的一些我们党的缔造者像周恩来,、朱德都有贡献。他讲的是很客观的。

  法拉奇还问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她说你们一方面谴责,一方面又要维护他,你不觉得你们是自相矛盾吗?回答说,我们维护的是正确的方面,我们批判的是他错误的方面。而且他还说为什么老说他,法拉奇说毛主席说你这个小个子,开起会来坐得老远,耳朵又是聋的,就笑了,这也不光是批评我一个人,也还批评别人,因为当时毛主席听不得别人的意见,他是一种家长的作风,就这么回事。

  法拉奇高兴极了,她说采访那么多人,这是她最满意的一次,她对同志非常非常佩服。采访完了以后我跟她到宾馆去整理录音,每一句话她都要问,有的时候听不清楚,她就问我,因为小平同志边回答问题边思考时喜欢用个口头语,就是“这个这个”,用四川话说,我没有翻,法拉奇就问我,她说我多次听他说“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说没有什么意思,这是一种口头禅。她说那很好,我一定要把它写进去。这也说明她的一个特点,她连一些小的细节也登在《华盛顿邮报》里面。

  小平同志“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样一个构想,是前人没有的。在这个总的方针下,解决台湾问题一系列的政策,都是经过小平同志批准的,有的还是他亲自提出来的。他盼望祖国统一的急切心情,不是我们一般的词语所能形容的。

  他亲自做蒋经国的工作,详细阐述“一国两制”的内涵,希望台湾当局能够全面地领会这个精神。但是蒋经国先生还是有所顾虑,小平同志讲我们有诚意,希望经国先生不要犹豫,要相信说话是算数的。他很体谅蒋经国先生的处境,后来又提出来蒋经国先生可以派人到北京来谈,北京也可以到台湾去谈。当然由于种种原因,经国先生到了晚年,身患重病,无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到了最后他去世的时候,我们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唁电给经国先生的家属,肯定了两条:一是他坚持一个中国,第二他反对。这在台湾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认为中共做事情合情合理。

  随着形势的发展,小平同志指示我们要很快地制定对台的经贸政策,当时就规定了一个二十几条的对台的经贸优惠政策。这个政策公布之后在台湾特别工商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在这种形势之下,台湾经济界著名人士王永庆先生来北京访问,他要求见小平先生,小平很快地答应了。王永庆先生在台湾经济界是一个实力派人物,他非常钦佩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跟他讲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纲领,讲了“一国两制”的内涵,特别是讲了欢迎他到大陆,欢迎他和台湾的工商界人士到大陆来投资设厂。而且当时小平同志马上就要在场的同志,把永庆先生想在大陆投资设厂的愿望迅速地告诉总理,对他提出的问题计划要协助解决。王永庆先生很满意,事后他称赞小平同志真是个伟人,是个了不起的伟人。小平同志讲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理论,除了王永庆先生外,还有很多的经济界和政界人士,听了以后都很感动,甚至于原来观念很强的人,事后也对我讲,他原来是坚决的,但是听了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理论和宏伟纲领后,他赞成小平同志这个理论,这个理论超过了孙中山先生的理论

  小平同志特别提出来,“一国两制”一定要讲一个中国,不能两个中国,也不能一个半中国,更不能搞,而且还告诉我们,要把极少数搞的人和有意识的人区别开来,有意识不等于,这样的话,就可以调动广大的人民群众,台湾同胞,各方面的人士共同来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上层的工作他做,下层的工作他也做,他说要慢慢地做。他特别提醒我们,台湾一天不统一,就有可能被外国人拿去,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向人民做交代,如果丢掉的话,我们是历史的罪人。完成统一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这一点他非常的坚定。对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小平同志是见了人就讲,上上下下,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多少年了,一直在讲。

  赵宝晨、于洪实、栾晓峰,原北京大学学生。1984年国庆游行“小平您好”横幅策划者。

  赵宝晨:1984年的时候,我们还在北大读书,当时国庆35周年庆典游行里有大学生方队,我们都是准备参加的人员。9月30号晚上,大家想到第二天游行我们写一个什么东西?十几个人想法集中起来,集中到对于当时的领导人,也就是小平,还包括其他一些在位的领导人的一种赞扬,或者说一种感激之情。之所以会确定小平同志,应该说作为我们当时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从我们懂事开始,到我们能够上到大学三年级,这个过程当中,既赶上了的后期,同时更是跟改革开放一起成长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对过去时代的领袖印象也是很难忘的,但是呢,中国改革开放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使我们时时处处看到小平同志所发挥出的巨大作用,而且呢,小平同志在对“”拨乱反正当中,对于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关心,青年大学生的体会是最深刻的。

  于洪实:好像有人提过写万岁,但是很快就遭到反对,因为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意愿,不希望再搞个人崇拜。

  “小平您好”这句口号非常平易近人,文革时候我们还是中小学生,那个时候对领袖人物的极端崇拜后来我们挺反感的。但是呢,并不等于我们不赞扬领袖和领袖人物所做的贡献,人民有感激之情需要表达,采取这样一个亲切的口号,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既表达了同学们的赞颂的意愿,又避免了传统方式上的个人崇拜。

  栾晓峰:等到国庆庆典游行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游行队伍按照顺序,随着当时放的音乐往前走。当时工人游行队伍是放《咱们工人有力量》,农民是《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大学生的乐曲是《歌颂祖国》。我们随着游行队伍,经过广场,大学生方阵情绪很热烈,不像工人游行队伍似的,比较正规。到了广场的时候,我们这些同学,我记得是常生和李禹,还有于洪实,就展开了这个横幅。横幅一展开,游行队伍就沸腾了,大家对着城楼跳跃呼喊,我听有的同学喊,小平同志看见我们了,但是我们距离还是很远。大家心情特别激动,一直在蹦跳,直到游行结束。

  于洪实:我们当时没有预料到这句话有多么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从我们的初衷来讲,确实是想打出一些让大家看了觉得比较新鲜的一个口号。当时作为二十一二岁的年轻人,又在北大,总是想搞一些跟人家不一样的新东西出来出奇制胜。

  小平同志来我们公司视察是1992年的1月25号。那时候我正在上海出差,接到市里的通知让我24号一定要赶回来,等我25号清早到我们公司门口,看到整个公司像是洋溢在节日的气氛里头,大家非常高兴。小平同志一进门,就掌声雷动。然后小平同志就坐在这里,开始听我向他汇报。我之前想了很久,觉得还是要向他汇报各个年龄段的知识分子是如何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高科技而努力的。而且我重点讲了,在外国的中国人能够做到的事,在中国的中国人一定要做到,就这样汇报了我们这几年发展的情况。小平同志听完汇报以后,第一句话就问我,你认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说法站得住脚吗?我很快回答他,我说我认为站得住脚,因为我是用实践来回答的。

  小平同志非常高兴,他说你们带头了。他问我们如何在高科技发展道路上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他还特别关心出国留学生的情况,他问我你是到美国留学的。我说我是代表我们国家去完成引进技术的任务,同时在那里学习了很长时间。他就接着说,在国外的留学生只有回来,才有很好的条件发展自己。只有在中国才能创造出优良的条件,让他们能施展自己的才能。我说我自己也是这么体会的,我回来这么短短的时间,觉得有很好的条件,让我很快地施展开来了。听完了这个,他也非常高兴。

  他一进到机房,我们年轻的科技人员高兴得不得了,使劲鼓掌,他就停下来了,说钱学森他们搞两弹一星的时候非常艰苦,他们是在一个搭的草棚里头,带了100多个年轻的科技人员,来做这样的研究工作。那你们现在有这么好的环境,比他们那时候条件好多了,你们应该做得更好,你们没理由不做好。我们就赶紧说,我们应该做好。

  走到这台仿真机前他停下来,给大家讲了很多话,讲了我就喜欢越新越好,越高越好,科技搞得越新越高,人民高兴,他也高兴。然后他还说,中国穷了几千年了,到时候了。这句话生动而有力,说的时候他的眼睛炯炯发光,大家使劲鼓掌。然后我们很多工程师都讲,到时候了,让我们努力地发展我们的国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拖延时间了。

  小平同志特别关心年轻人,他看到年轻人非常高兴。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这里有好多重点院校毕业的学生,他们都有很扎实的基础,来了后又接受了很严格的工程管理的训练,所以他们成才很快。小平同志讲,要记住,要夹着尾巴做人。我觉得他对我们科技人员不仅是技术上有要求,而且在品德方面也有要求。然后他又讲,他说我们中国最能够发挥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所以你们的技术可以广泛地合作,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这样才能发展得快。离开我们公司以前,他跟所有的年轻人合影,一百多人站在一起跟他照相,他高兴得不得了,一个一个握手。他说我要拉拉年轻人的手,边讲边拉,场面特别感人。

  临走时到外头要上车以前,他又停下来,回过头来使劲握着我的手,说你今后还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你一定一定要坚持下去。虽然我那时候不能想像今后会有多少困难,但是他语重心长的话成为我的动力。在后来的工作当中,确确实实遇到很多很多困难,但是每每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只要想到小平同志交代我的话,我总是有力量坚持下来。

  我和他是1939年夏在延安认识的,他跟邓发从前方来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住在一个窑洞里。我在公安部工作。他那时候没老婆,邓发就说要给他找个老婆。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他们就常到公安部来玩,有时候也让我们到他们住的地方玩,大家就比较熟悉。他可能对我有意了,就找我的朋友,跟我一起到延安的女朋友,让那个女朋友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意不同意。那个女朋友跟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轻,不能这么早结婚,拒绝了。因为去延安的那些长征老干部都是工农干部,我就怕跟一个工农干部结婚,不是看不起他们,是他没有知识,你跟他说话说不到一块,所以我就不敢跟这些工农干部结婚。延安有一个笑话,一个工农干部跟一个知识分子结婚了,两个人晚上沿着延河看月亮,那个女的说,你看这个月亮多漂亮啊!他的丈夫就说,有什么漂亮的,看不出来。这个故事在延安传为笑话。后来他没办法,就想亲自找我谈,他叫人来问我可不可以。我说可以。

  他就找我谈,谈了两次,第一次谈他的情况,第二次谈他的希望。我听听,觉得这个人还可以。他是有点知识,是知识分子。第二个,我想,反正早晚得结婚,我那时也23岁了。我就同意了。他亲自找我谈了两次话,我才同意。

  结婚以后,他就带着我回前方去了。我那时候还不熟悉,后来,慢慢地到了前方以后,他在师部,我在后方。他来开会就见着面,他不开会就见不着面。我说这样也不行啊,是不是你给我写写信啊!他说我写什么啊?我说你写写你怎么生活,你有什么感想。他说,行,我以后叫秘书给你写一个,印几十份,一个月给你发一份。我说算了算了,你也不要这样搞了,我也不要你写信了。

  那时候,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家属都在后方,他们打完仗休整的时候,再把我们接过去。后来,进军西南的时候,他下命令,不准任何人带家属,连我们也一样。后来,我不干了。我说,你不带家属我不干,你们老是把我们扔下不管,这次我一定要跟着你去,你砍我的头我都得跟着你去。他没办法,只好带着家属。

  “”的时候,他被发配到江西去了,住在一个“将军楼”里,一个月只给我们二百块钱的生活费。首长说,我们要节约一点钱,给孩子当路费,因为孩子都被分配到四面八方,有时候来看我们。我们住的“将军楼”前面有一块空地,以前有人种地,为了调剂生活,他说,我们来种地吧。我们就开了一块地。那时候我有高血压,不能多动,连上我们住的楼,都得要老爷子拉着。那时候的生活很有趣。我一手扶着栏杆,一只手拉着老爷子。我们种菜就是自己种点吃的,他挖地,我就拿着小板凳坐着捡石头,弄成一亩地的样子。我们再跟老百姓要点种子,种那些茄子、辣椒、韭菜啊,这些容易种的东西。他负责施肥、浇水。

  老祖在的时候,是他烧火,老祖炒菜、蒸饭。后来老祖的女儿生孩子,需要照顾。我们说,您去吧,您也没钱雇人照顾您女儿。她说,你们怎么办?我说,我们自己来。这之后,老爷子就学做醪糟,学炒菜。切菜他也不让我切。江西很热,睡竹席子。晚上我就把席子都抹一遍,我给他抹得干一点儿,我自己抹的湿一点儿,就睡觉。

  我们在工厂里劳动,他用锉刀锉零件,我就拿汽油洗油泥。我看他一天劳动很辛苦,就给他搬个椅子,我说你坐一坐,他不坐。我说你怎么不坐一坐?偷点懒嘛。他说,不行啊!我要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

  我们的大儿子邓朴方是北大的学生。在“文革”中,被关在楼上,要他揭发他父亲,他说,我哪能揭发我父亲啊,我不知道他干什么错事了。人家看他不说,就打他。朴方实在受不了,从窗子上跳下来,摔骨折了。

  没人照顾他,我们就自己省点钱,把他接到江西去了。我们让工厂给他做个架子,架子上有两个环,他拉着那两个环,就可以坐起、躺下了。朴方来了,当然就增加了我们的负担。洗澡怎么洗呀?老祖烧水,我端水,老爷子拿手巾给他擦。第一遍擦凉水,第二遍擦肥皂,第三遍擦干净,都是他干。我就是送水送手巾给他。

  他特别喜欢小孩子。他办公的时候,小孩在他桌子底下过家家,在屋子里跑啊,跳啊,闹啊,玩具也撒得满地。他喜欢叫全家人都在他屋子里坐着,他看他的文件。我说吵不吵你呀?他说没关系,我听不见,他特专心。

  他去世了我们全家人都很悲哀,但是这是自然规律,谁也没办法。他去世的日子,我们就预先买一些鲜花瓣,在院子里撒。一边说:老爷子,给你撒花了,你听见了没有?一边说话,一边叫着他。

  到老爷子生日那天,我们全家人还像他活着一样给他过生日。我们就吃得好一点,一大长桌子人,也有客人参加。我心里感觉就是跟他在一起,因为他平常就是这样,也不怎么说话。我们就等于他没有说话。

  他原来说,香港回归了,我一定去到香港我们自己的土地上看一看。结果没到时候,他就不在了。后来香港回归了,我就代表他,带着孩子,到香港去看了看。

  “”中,我1968年去山西插队,1969年被允许探亲。1970年1月,我很高兴地从山西回到江西,到江西以后,我就糊里糊涂地被带到步校,看见爸爸妈妈时,特别高兴。我穿着在山西劳动时穿的旧军棉袄,又破又脏,四处开花,棉袄中间还系了根草绳。我告诉老爷子,我们干活时就是这样。反正老爹、老娘看到我挺高兴的。他们使劲给我吃好的,我记得这一天姐姐给我吃了12个苹果,那时候老吹自己特能吃,因为在农村,干活累,大家就会吃得特别多。我跑去看我家的菜地。我说,哎呀,这么好的地,我给你们开地种吧。种的时候我还跟他们争,说北方的农田要修堰,他们南方的地要挖一个沟,后来我才知道北方和南方不同,因为北方缺水,南方水多。我就把地都挖了,老爷子也帮着挖地,后来我哥哥还帮着拿一个竹筒切掉一半,从我们家的水池子处修了一个栈道,这样就方便浇地了。主要是怕我走了以后,他们端不动水,浇不了地。

  爸爸妈妈特高兴,可算把我们都盼回来了。转眼三个月过去了,临走时,奶奶和妈妈帮我收拾行装,还给我带了好几十斤米,好多腊肉,叫我都背回农村去。那时候农村比较苦,吃的东西比较差一点。

  我走的时候,妈妈眼泪涟涟,老爷子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反正挺平静的。他从不轻易表露感情。

  老爷子对他的孙子孙女都挺爱护的,都特别喜欢。他就是喜欢小孩儿,因为小孩子比较傻,你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跟个玩具似的。我的孩子小一点,所以在他晚年时疼爱我的孩子多一点。

  我们家里永远是热热闹闹的,小孩永远是一大堆一大堆的。我记得家里还有一个车坐了二十多个人的时候,你说我们家有多少小孩?我们大了以后,我的儿子,我兄弟姐妹的子女,一些亲戚朋友的子女,好多烈士的子女都是在我们家长大的。我们家喜欢孩子是有传统的。老爷子晚年的时候,只要是小孩,时常到他屋子里去坐一坐,走一走,他都挺高兴的。

  记得有一次,我们去颐和园游玩,我带小弟去看鱼,后来他不小心就掉到水里了。我赶紧扑通一下跳到水里,把他捞上来,他全身都湿了。老爷子非常不高兴,说,你们怎么这么不注意孩子的身体?不过还挺好,现在这件事变成一个很美好的回忆了。

  爸爸并不太和我们子女聊天,他就爱逗逗孩子。每天大家坐在一起吃饭,我们热烈地讨论着,老爷子就在那儿听着,不说话。

  老爷子晚年的时候,我没事就坐在他屋里的地上,和我儿子打扑克,老爷子不打,不看电视,也不出去,就是坐在那儿,静静地看着我们,也不说话。

  我们挺高兴,也挺心酸,老爷子辛苦了一辈子,一辈子辉煌,到了晚年也就是这样平平安安地度过。

  我小时候很淘气,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吃饭的时候不用餐具,用手去抓盘子里的菜。我坐在爷爷旁边,如果让爷爷看到,他就用四川话说“野蛮人”。那时候很小,爷爷骂的时候也不是真的骂,话里充满了疼爱的意思。有一次我得阑尾炎,做手术,只能吃流食,我又很馋,所以很痛苦。爷爷看见我这么馋,吃得东西又不好,就背着医生,给了我一个大芒果。结果我吃下去以后就肚子疼。后来,爷爷一看到我就跟我道歉,说:“哎呀!爷爷犯错误了,给你吃了一个大芒果。”

  不管去哪儿,爷爷都喜欢带着我们。我从特别小的时候,就每年被爷爷带去种树,去过天坛、景山。当时我特别小,拿不动铁锹,也拿不动水桶,每次都是跟爷爷在一块儿,爷爷帮着我。我们两个人一块儿拿铁锹,他把着我的手去铲土,去倒水。我记得那时候还专门给我做了一个小铁锹,因为我很小,做这个小铁锹就为了我跟爷爷去种树的时候用。

  那年在北戴河,我被抓差了。小二叔叔(之子)是摄影师嘛。爷爷在“”的时候讲过一句话,说他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不怕抓辫子。当时小二叔叔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就让我当模特,那时候我是长头发,给我梳了很多小辫子。果然爷爷一看,就抓住我的辫子很开心:哈哈,这么多辫子!小二叔叔就抢拍了一张很经典的照片。

  我们生长在爷爷的关爱下面,他已经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他离去以后,回过头来想,我才真正地感受到他那种深深的爱。现在,不管是做哪一方面的事业,凡是有所成就的人,都对家庭亏欠很多。我就在想,爷爷从来也没有耽误过任何一件事情,无论是家庭还是工作。

  很多对爷爷的感受是爷爷去世以后,我们才慢慢地体会出来的。因为以前在家里都是小孩子,承受了太多爷爷、奶奶,还有亲人对我们的关心,自己付出的却很少。直到爷爷过世以后,我才觉得自己开始慢慢成长。没有了爷爷的爱在身边,觉得非常失落,到现在还经常做梦,会梦到……

  爷爷的这种爱,还给了我们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我觉得无论在生活上、事业上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和打击,都能够顺利度过难关。这都是爷爷赐予我们的力量。

  因为爷爷在他不多的指导我们的话里面,就常说:我们家的孩子,即使没有大出息,也要有中出息、小出息,要学会一技之长,为国家做一点儿事情。这也是爷爷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希望。我们希望能够做得更好一点儿。

  平反的经过,因为我被关了12年,后来才慢慢地知道的。总理身体不好的时候让小平同志来中央当副总理协助工作,那时他刚刚把大局维持住,问题挺多的,所以这一段他不可能提出什么平反的问题。过不了多久,他第二次被打倒。然后等到再回来的时候,“”垮台了,但那时有“两个凡是”的问题,就有很多阻力,可是小平还是逐渐地解放干部了。他在他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能平反的就平反,没有彻底平反的,能使用就使用,这是很勇敢的。关于少奇的平反问题,群众提过要求,我们小孩也写了信给小平叔叔。小平在内部怎么讨论,经过多大斗争我不大清楚,但我觉得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他,因为他敢于坚持真理。当然其他的很多同志也起了作用。

  后来小平同志组织了真理标准的讨论,这个讨论给少奇的平反奠定了思想基础,因为真理的标准是实践。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了给少奇平反的决定,1980年5月开的追悼会,我们家属到场了。

  1979年一二月份,我被放出来了。我出来后没去拜访谁,因为当时组织部长是,本着小平同志指示做事了。然后有一次在大会堂开一个节日的会,他们在主席台上坐着。我想我应该见他们一次,我出来了反正得感谢,我刚往那里一走,小平站起来了,和我握手,我们俩没有说话,后来我也去没找他。为少奇开追悼会那天,我们都没有哭,等到最后他跟我握手时,说了一句话,说是好事,是胜利。小平不轻易说话的。

  为什么是好事,就是说从国家来讲最大的冤案敢于给平反,这不是好事吗?另外是胜利,对谁胜利,对、康生、“”,我们是胜利了。

  小平一个字都没有谈到他个人,从没有说过他为给少奇平反做了多么艰苦的工作,又碰到多少困难,我也没听任何人转达过。

  自从少奇平反以后,我们家里有一个共识,要尊敬小平同志,但是谁都不许麻烦他。少奇平反以前,刘源曾给他写信要求参加高考,那时候我还没有被出来,他就给批了,我和孩子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帮助。

  少奇平反以后,我们出于本性很感激小平,但是我们没去表示,因为我觉得他不光是为个人,而是为党为国家,他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坚持实事求是。

  我很早就认识小平同志。他这个人非常潇洒,也很风趣,知识很广博,所以跟他谈线岁,大家都是年轻人,可是他很老练,他知道的事情很多,我从湖南来,很多事情不知道,我就问他,他就告诉我,所以我对他印象很不错。

  和卓琳结婚的婚礼很有意思。1939年小平同志来延安学习,当时延安有很多女同志,结果他看中了卓琳。那时候他要到前线去,要结了婚才能带卓琳走,所以中央就为他组织了一个结婚仪式。那个仪式很简单,就在杨家岭那个窑洞外面山坡上摆了几个桌子。毛主席夫妇,我同张闻天,蔡大姐,还有王守道秘书长都到了,大家拼命地向他敬酒,小平同志来者不拒,但是一点儿也没有醉,我就奇怪他怎么喝了那么多酒!闻天说有假,是白开水,他不会喝酒,就给他喝的凉开水,他当然不醉了。但他很聪明,还会来跟你喝一杯,好像很能喝酒似的。

  王兴:我父亲和小平同志是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认识的,我母亲又跟第一个夫人张锡瑗是保定女二师的同学,她们一起参加,一起参加,后来又一同到莫斯科学习,所以两家的关系很好,私交也很深。在延安,小平同志还送了一张相片给我父亲,上面写的是若飞兄留念,底下落款是弟小平赠。

  张九九:1972年的冬天,将要回北京工作了,他提出要在江西各地转一下,路过抚州的时候他通知我和王兴去见他,王兴那时在工厂里工作,刚好出差在外面,我就去了。在抚州考察了底盘厂等企业,虽然他当时还没有摘掉“最大的走资派”的帽子,仍然受到群众和干部的热烈欢迎。“来了,七十多岁了他还能敏捷地爬到厂里最高的高塔上。”这些消息很快就在群众中传遍了。他们并不知道即将复出,但绝大多数的革命群众却因此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这一次,他仔细询问了我们父母的情况。后来抚州地委请小平同志吃饭,席间他只说了三句话。大家在那儿说若飞很能喝酒。邓叔叔说:不!若飞酒量不大,好酒。上了一盘香菇,有人介绍说,这是中国最好的福建香菇。邓叔叔说:五台山的香菇最好。后来卓琳阿姨问我有什么困难啊,我说江西挺冷的,没有木炭,小孩才几个月,尿布都烤不干。邓老爷子马上对地委书记说,给他们解决木炭嘛。之后不久,地委就给我们送了一大篓木炭,那一冬天就管用了。

  王兴:“文革”中,小平叔叔从江西回到北京住在花园村,我们跑去看他,他吃饭的时候说:添两个菜,搞点儿酒嘛。他看着我喝酒很高兴,因为我父亲是比较好酒,有名的喜欢喝两口。后来一看见我来,都找酒给我喝。

  我母亲“”坐牢,坐了8年,得了精神分裂症,放出来以后没有结论,只是放出来了。看病、住房和交通等许多生活待遇问题上都存在困难,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就给小平叔叔写了封信。邓叔叔在信上,批了一段很长的、非常有感情的话。我记得大意是这样的:王若飞同志是一位老同志,是革命烈士。他曾被捕,在狱中表现非常坚强。李培之是王若飞同志的夫人,也是一位老同志,“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他的儿子提出这些要求并不过分,请中组部给予解决。

  张九九:我们有时候和他一起去北戴河,邓家每次出门差不多三四十人,大人小孩把小公共汽车都坐满了。邓老爷子经常讲,我欠一个月工资,我死的那个月的工资用来还债。因为吃饭的人多,老太太经常带着孩子们去捡蘑菇,挖野菜。老爷子很有人情味,到他家去玩,有时沙发背上都是尿布,小孩玩具撒得满地,跑的跳的喊的,很有家庭气氛。

  我儿子王强和邓楠的女儿眠眠是同班同学,我儿子很淘气,吃饭的时候老踢眠眠,所以眠眠经常在他们家饭桌上说王强捣蛋的事。爷爷听得很有趣。以后几乎成了习惯,爷爷经常问:王强今天又有什么“壮举”啊?卓琳阿姨开玩笑地说:全中国,只有王强这个小调皮的表现,老爷子“考察”得最深入。

  国庆三十五周年,小平叔叔检阅军队,乘坐一辆红旗敞篷车。我的儿子很不以为然,于是给邓爷爷写了一封信说:检阅军队应该骑马,你年纪大了骑不了马,起码也应该坐吉普车啊。小平叔叔认真地对王强说,你的建议很好,你的信我就不批示了。

  1976年初,“”在全国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矛头直接指向同志,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找到我先生,让他写一篇揭发批判的文章,当时我先生非常难过,也非常气愤,就冷冷地对来人说,我没有见过,我也没有听他说过什么,我不会写文章,大家都知道,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下,很少有人有胆量这样做的。

  1978年3月,我先生有幸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而且作为有突出贡献的代表,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与小平同志握手的时候,我先生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候,两眼都是泪,连连地鞠躬向小平同志致谢,说不出话来。这张照片一直摆在我们家的书房里。我先生在世的时候经常对我和孩子说,没有小平同志的关怀,就不会有我们家的今天。

  小平同志还说过一句话,说中国有一千个陈景润就了不得了。我觉得这句话的分量非常非常重,因为它不仅仅是对我先生科研工作成果的肯定,更是对广大知识分子的那种期望,是对中国科技事业早日腾飞的一种期盼。为了不辜负小平同志的殷切希望,我先生工作更加拼命了。住院期间都从来没有间断过工作,可以说我先生是累死的,但他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小平同志还讲过他要做知识分子的后勤部长,他老人家是这么说的,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原来照顾我先生的是我家一个表妹,但是女孩子年纪慢慢大了不太安心。后来中组部的同志过来以后了解到这种情况,也很重视这件事,结果就打了一个报告,也是打到小平同志那里,后来也是邓办批下来的,将她的户口迁到北京。八几年那个时候户口进京是非常困难的,不要说农村户口进京,就是外省市的到北京都很不容易。小平同志为了让她能够安心照顾好陈景润,就把她破例批进北京。小平同志的这份关爱,我找不到合适的字眼来描述,真的找不到。

  刘晓红:1979年7月份,我们上大学以后第一次暑假,我们四个人,我,王晓望,何为佳,还有陈静清,决定结伴到黄山来,7月11号我们就到了黄山脚下。

  王晓望:当天晚上住下等另外一个同学一起走,所以在山下随便走走,傍晚的时候从这边一路看到有车过来,陈静清说是,我们说你胡说,他说不可能,肯定是,打赌,马上我们就问宾馆的服务员。他说是有中央领导同志来,但是不是不知道,我们想肯定是,因为看到了。我们一定要见他一次,王晓望出了主意,我们第二天天一亮和他们一起走,如果当天碰不着的话,按原计划,我们到山顶应该从后山下,还能碰着他。

  刘晓红: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出发了。当时我们觉得这个机会千载难逢,非见不可。我和何为佳都是老三界的,不是高考制度改革,我们不可能上大学,王晓望是应届毕业生,是非常幸运的一代,正好碰到高考制度恢复,我们说见到,一定跟他说两句。

  王晓望:那天早上看完日出后爬莲花峰,下来的时候看到山路上有一群人,还有一些滑竿,我就觉得可能是,我就大喊一声,我说我先走了。我从这条路上一直跑下来,见人就问邓主席在哪儿,到了滑竿的前面,我听到滑竿后面有人说,邓主席就在前面,看你认识不认识他,我一看是卓琳,我说我肯定认识他。我接着往前跑,跑到这个地方来,当时好像有一些人在这儿围着,邓主席正在山沿旁边说什么。我一下跑上来,拉着邓主席的手,我说邓主席我是复旦大学新闻系78级学生,我们到黄山来玩,我们知道您到黄山来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几个同学一起来的,还有几个是老三届的学生,他们是有了您高考改革的制度才上的大学,非常不容易,我说您能不能在这儿等一会儿他们,他们一会儿就过来了。旁边人都笑起来了,我也顾不上,我说他们一会儿就下来了。我听到一帮朋友说,你现在就可以当新闻记者了,我当时还说谢谢。我继续跟邓主席说,您这么大年纪还能登黄山,我们非常高兴,我们都非常想见见您,说这个话的时候,刘晓红、何为佳他们就过来了。

  刘晓红:见了同志我就说,邓主席,我们是78级新闻系学生,是高考制度改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我们非常感激您能够改革恢复高考制度,使我们有了机会能够上大学。小平同志就笑起来,说你原来干什么,我说原来在工厂工作,他说你很不容易,你原来学历是什么,我说原来初中没毕业,他说你非常不容易。正说着何为佳也上来了,我们又扯了一些,好像新闻系什么的,我说能不能我们留个影,他说可以,他就走过来了,站在左边,王晓望还给他理了理衣领,我们四个人排起来照了合影。

  王晓望:照完了以后,我们说能不能再给我们签个字,大家又笑起来了,觉得我们太贪心了。邓主席说行。因为我们就只有学生证在身上,就拿出学生证来说您给我们签学生证上,邓主席就在我们的学生证上都签上他的名字和当时的日期,我们当时觉得非常幸运,非常激动。

  刘晓红:记得我们还说了一句话,说邓主席您年龄这么大了,70多了还能爬高山,身体非常健康,是我们的幸福,人民的幸福。就说了一句,我都快要见上帝了,开了一个玩笑。当时大概就是这样子,前后大约五分钟,但是这五分钟让人终生难忘。

  完了以后我们非常激动,我们几个人跑到那边山头坐下来,大家互相看了半天,都说不出话来。(供稿:新世界出版社)